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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儿童对话的简介: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7108018551 ·国别：Germany/德国 ·版次：2003年7月第1版 ·开本：16 ·精简装：平装 ·页数：157
目 录
前言
为什么布丁是软的，石头是硬的？ 什么是政治？ 为什么要有科学家？ 为什么有贫穷和富裕？ 为什么我不能光吃油炸土豆条？ 我们为什么必须上学？ 天空为什么是蓝的？ 电话是怎么回事？ 不久就有两个我吗？ 为什么会有战争？ 为什么印第安人不知道疼痛？ 妈妈和爸爸为什么必须上班？ 究竟是谁是发明了戏剧？ 空气是什么？ 我为什么会生病？ 为什么树叶是绿的？ ……
为什么有男孩儿和女孩儿?
尼斯莱因-福尔哈德
你有姐妹或兄弟吗?如果有，那么你就会知道，即使你们有着同样的父母，你们兄弟姐妹中的每一个都会有一点儿不一样。如果你没有兄弟姐妹，那你就干脆看看你的朋友们：他们一个个也都有点儿不一样。有的蓝眼睛，有的绿眼睛，有的脸上有雀斑或有一个小酒涡，头发或是金黄色、红色，或是棕色。其中肯定有几个吹牛大家，也许有几个极可爱的人，但也有追求虚荣的人，自以为是的人，胆小如鼠的人，爱好体育运动的人，痴迷读书的人，痴迷马的人。而最大的区别则是，一些是男孩儿，另一些是女孩儿。 为什么所有的人不干脆都一样呢?这不就省事多了嘛!许多人都提出过这个问题，特别是在男孩儿和女孩儿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发生争论的时候。有三个重要的原因决定了无论如何都必须有男孩儿和女孩儿。第一：为了使男孩儿和女孩儿变成男人和女人，因为只有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才能生孩子。第二是为了使两个人，即便是兄弟姐妹，也绝不会完全一样。只允许有完全特殊的例外：单卵的双胞胎。第三个，也是最有趣的原因，你待一会儿就会知道，因为我想把最有趣的东西放到最后再说。 如果你机灵，你现在就会问：为什么要有男人和女人才能生孩子?我们生物学家也曾这样考虑过，因为我们知道许多生物，它们不需要任何别的生物参与就可以繁殖，它们完全能够无性繁殖。譬如细菌或酵母菌。你看见过吗，一个加酵母的面团发起来多么快?一团酵母用一些面粉、牛奶和白糖拌和并保持温暖。仅仅过了11分钟，每一个单个的酵母细胞就会分裂成两个，22分钟以后就已经是4个了，如果你由于疏忽把面团搁置3小时之久，那么每一个细胞就变成了84000多个。只要有足够的面粉和白糖，细胞就会越变越多。酵母细胞吃、生长、分裂了它们同时将碳酸气释放进面团并使它膨胀起来。趁它还没比你大，快把这块面团放进炉里烤吧! 植物也并非一定需要另一种植物才能生育后代。你可以给许多种植物进行所谓的插枝：譬如你拿一根折下的柳枝并将它放在一杯水里。几个星期后柳枝上长出了小根--柳儿长成了。如果你将它种在地上，柳枝就会长成一棵树。有些动物的情形也与它相似。你知道透明的海蜇吗?它们在海上飘浮，有时也被冲上海滩。它们的母亲模样完全不一样，并固着在海底。小海蜇们长在它的脑袋上，一长成就脱落。有些蠕虫从自身分离出一个个小段，然后这些小段就变成新的蠕虫。可是蚯蚓就不行，虽然许多人说行。如果把它分成两段，它必死无疑。 但如果它丢失了前端或后端的一小段它就能重新生成。某些蜥蜴妈妈或鱼妈妈也能在没有爸爸参与的情况下生儿育女。就蚜虫而言，"处女"生宝宝甚至是完全正常的事儿。所以你看到了：即使雄性动物和雌性动物没有结合，繁殖也可以进行。它们这样做甚至还省却了许多辛劳，因为找到一个伙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许多动物往往必须为找到合适的伙伴而长途跋涉。伙伴终于被找到了，就先试一试，这个伙伴是不是找对了。往往会没有找对。即使雄性老鼠终于发现了他的雌性老鼠，这始终还没有表明，他是否也会得到她。毕竟还有别的老鼠，它们也许更强壮或更好看，或已经捷足先登了。但是植物不会为寻找另一种植物而行走，所以它们生儿育女就复杂得多：它们用其五彩缤纷的鲜花引诱来蜜蜂和蝴蝶。蜜蜂和蝴蝶采蜜时就会粘着一些花粉，此后在造访别的植物时便传授给它们，同时也带走新的花粉，如此等等。通过经由飞行动物的复杂途径受精的花朵结出果实，从这些果实里掉落出种子，当种子发芽后，才终于长出小的新生植物。这一切相当麻烦，对不对? 所以对于许多生物来说，完全独自繁衍后代就方便多了。但是这种事情有些棘手，因为在自然界里，所有的同一个母亲、却没有父亲的孩子都长得一模一样。如果所有的孩子跟他们的兄弟姐妹们完全一样，这当然就有点儿令人厌倦；而且这也会很快构成危险，因为如果大家都一样，那么大家也就会对风和天气，对敌人和疾病一样敏感。你可以设想，一个蚜虫妈妈的所有无父亲的孩子只喜欢喝玫瑰叶上的液汁，别的什么都不喝。只要它们生活的花园里长着足够的玫瑰，这倒也可以。但是如果园丁决定不种长虱的玫瑰而种番茄，那么蚜虫兄弟姐妹们就会饿死--而且大家一起饿死。只有当其中的一些蚜虫除了喝玫瑰汁，也能喝番茄汁、覆盆子汁或荨●叶汁时，蚜虫家族里才可能有几个孩子存活下来。所以，所有的孩子都不一样，这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对蚜虫而言，而且对所有的生物而言，也对我们人类而言，都是如此。这种情形就像一座城市里的居民，他们想防偷盗，如果每一所房屋都要装一样的锁，那么小偷用一把钥匙就能进入全城的每一所房屋。如果居民们都安装不同的锁，最好经常地换锁，那么居民们就会得到更好的保护。 你已经长过水痘，或得过麻疹、腮腺炎或风疹了吗?某些孩子比他们的兄弟姐妹们更容易传染上这些疾病；某些孩子发烧较多，某些则较少。这都是由于每一个人的免疫系统都有所不同--这是我们科学家对我们体内的自动防护设备的说法，这个防护设备同一切疾病作斗争并起到类似一座大城市里的警察那样的作用。如果你的免疫系统不能独自应付咳嗽和发烧，你可以喝止咳药水，吃退烧药片，这样你就可以快些恢复健康。但是对于一些很严重的疾病，可惜研究人员们还没有找到真正有效的药物--譬如对癌症或艾滋病。尽管如此，一些人即使患上这些疾病，其程度也不像别人那样严重；有些人甚至会完全自动康复。迄今为止，还无人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这很可能是由于这些人的免疫系统干脆就不一样，或者这些人在他们体内别的某些部位与别人不一样。很显然：我们大家相互之间的差别越多，某些人便越有可能找到一条摆脱危险的出路--不管这是什么危险。 只举一个例子：当你的祖父母还在上学的时候，许多儿童疾病如白喉和猩红热都会危及生命，因为当时还没有预防针剂，还没有可以同这些疾病的病原体作斗争的药物。许多传染上猩红热的儿童不得不死去--但是也有一些儿童赢得了对病原体斗争的胜利，并存活了下来。 但是究竟是谁使得每一个人与所有的其他人略有不同的呢?答案是：他们的父母。是父母通过他们的基因，把自己的一部分特性遗传给了孩子们。基因决定我们的外貌长相，决定了我们如何感觉，我们如何长大以及最后如何死亡。每一个基因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某些基因负责让你的骨骼坚固；另一些基因规定你是蓝眼睛还是棕色眼睛，又有一些基因规定你能很好地消化像肉和橡皮小熊这样极不相同的东西。每一个孩子分两次获得每一个基因：一次是从母亲那儿(通过卵细胞)获得，一次是从父亲那儿(通过精子芽细胞)获得。母亲和父亲自己的每一个基因各有两套染色体，孩子从母亲那儿继承一个基因的同时，也从父亲那儿继承一个酷似的基因。父母会不会把某一个基因或另一个与其酷似的基因传给他们的孩子，这由偶然因素决定--所以除了单卵的双胞胎以外，没有哪个孩子会带着与另一个孩子完全一样的混合特性来到这个世上。 你不相信吗?那么你就假设，基因是帽子，你的母亲有100顶帽子，50顶黄色的，50顶红色的。你再假设，你可以给你自己从中挑选出50顶。但是你必须闭上眼睛挑选。你将会拿哪些帽子呢?50顶全都是黄的?50顶红的?或者只有一顶黄的，49顶红的?好，你知道了：你将会拿到多少顶红的和多少顶黄的，这根本不能由你自己决定，这取决于偶然因素。你可以接连许多次玩这样的游戏：每一次你都将摸到不一样的黄、红混合。你的母亲把她的基因传给你的时候，发生了与这相似的情形--只不过你不是得到50个，而是大约3万个!由于世界上所有孩子的情形都是这样，所以不会有两个孩子丝毫不差地继承了他们的父母的混合特性。 一个婴儿是男是女，这也是由基因决定的说得精确一些，由一组基因决定；这组基因一同被继承和遗传下去，它叫(确定男女性别的)Y染色体。只有男孩才有Y染色体，而女孩没有。由于只有男孩和男人才拥有它，所以以后也只有他们才能将它遗传给他们的孩子。然而所有的男人的精子芽细胞中只有一半有Y染色体，另一半没有。父亲的哪个精子能获得使母亲的卵细胞受精的机会呢?是一个带Y染色体的精子还是一个不带Y染色体的精子呢?这也是由偶然因素决定的，这跟你必须闭着眼睛挑选黄色和红色帽子的情形极其相似。所以父亲们和母亲们无法决定他们将要生一个女孩还是一个男孩，以及他们的孩子将会有哪些特性。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男人和女人使生活有了情趣。此外，有两种不同的性别，不是只有一种性别，有时这是一件极其令人兴奋的事情。在课间休息玩耍时就显现出来了。 "女孩儿傻。她们只会吃吃地笑，什么用处也没有，"男孩儿们说。 "男孩儿笨。没法和他们好好聊天，他们只对小汽车和足球感兴趣，"女孩儿们说。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男孩儿都是汽车迷或好打架斗殴的。女孩儿们并不总是愚蠢无聊，而是很好玩，或很机敏，或极其俊俏--这些合在一起着实让人喜爱。你当然已经知道，如果你认为一个女孩儿(或一个男孩儿)好极了，你会有什么感觉?你想结识对方，同他(或她)呆在一起，却不敢直截了当地这样表示?你想这样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会让人兴奋得不得了!后来你们之中的一个终于说出来了，事情才算了结!相信我吧，我们成年人也是这样。没有这种感觉，没有爱情，生活就只有一半美好--而这就是为什么有男孩儿和女孩儿的第三个原因。 笔录：莫妮卡·奥芬贝格 尼斯莱因-福尔哈德(Chrigtiane NiissleinVolhard)，1942年10月20日出生，德国发育遗传学家。因早期胚胎发育机制的研究而和E.F.维绍斯及E.B.刘易斯共同获得1995年诺贝尔医学奖。她在蒂宾根马克斯·普朗克发育生物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我们为什么必须上学?
大江健三郎
在我迄今为止的一生中，我曾两次考虑过这个问题。对于重大的问题，不管多么艰辛，人们都必须认真思考。这样做是件好事。因为即使一个疑难问题没有获得彻底解决，我们事后也会明白，我们曾有过足够的时间对此进行认真思考，这有多么重要。我两次思考儿童为什么必须上学这一问题都幸运地得到了意味深长的回答。它们也许是我在我这一生中对无数的问题所找到的最好的回答。 第一次，我没怎么考虑过儿童为什么必须上学的问题，反倒很怀疑儿童是否根本就必须上学。当时我10岁，是在秋天。在这一年的夏天，我的祖国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打了败仗。日本曾和同盟国如美国、英国、荷兰、中国以及别的一些国家作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第一次向城市扔了原子弹。战争的失败使日本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之前，人们一直教导我们的儿童，而且也教导成年人，说日本皇帝无比强大，日本天皇是一个"神"。但是，战后人们却宣布天皇并非是一个"神"，而是一个人。当时我认为这些思想的转变是对的。我明白了，一种由所有的人共同用同样的权利建立起来的民主比由一个"神"主宰的社会要好。我真正地感受到了这一重大的变化。这就是：我们不再被迫去当兵，去杀戮别国人民，并且不再充当炮灰。 战争结束一个月之后，我不愿意上学去，因为直至仲夏教师们还一直断言，说天皇是一个"神"，让我们虔诚地向他的照片鞠躬，而且还说，美国人不是人，是魔鬼和妖怪。可是后来，他们却面不改色地对我们说着相反的话。他们只字不提他们迄今的思想方法和教学方法完全是错误的，或者他们是否应该对此进行思考。他们告诉我们天皇是人，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仿佛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有一天，占领军乘坐吉普车开进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林中山村。同学们站立在道路的两旁，挥动着他们自制的星条旗高喊"哈●!"这时我却悄悄地溜进了树林。我从小山丘顶上向山谷下面望去，看到了像小图片上的那辆吉普车沿着河边公路行驶，虽然我看不清同学们那一张张童真的小脸，我却听到了他们高喊："哈●"的声音，我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第二天早晨，我虽然动身去学校，但是一到那里，我便径直地从后门出去，走进了树林。我在那里一直呆到晚上。我有一本大的植物图画册。我在图画册中寻找着树林里的每一棵树的名字和它的特性，并将它们一一牢记在心。由于我们家是从事森林管理工作的，所以我觉得熟记这些树木的名字和特性，对我今后的生活有用。树林里有许多各种各样的树木，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名字，和独有的特性，这令我激动不已。当初我在树林里记住的许多树木的拉丁文名字，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不想上学了。我想：如果我独自在树林里，拿着我的植物图画册好好地学习树木的名字和特性，那么等我长大了，我就能凭着这些本事养活我自己。此外我也知道，即使我去学校，在那里我找不到能让我如此着迷的树木，也找不到像我这样对树木感兴趣并能与我一起谈论树木的老师和同学。人们为什么非得去学校学习那些与成年人的生活毫不相干的东西呢? 秋日里的某一天，虽然下着大雨，我还是走进了森林。雨越下越大，林中到处流淌着从前不曾有过的洪水，道路被泥浆淹没。天黑了，我无法趟过山谷的水流。我发着高烧，昏倒在一棵大玉兰树下。第三天早晨，我们村里的消防队员在那里找到了我，救了我一命。 我回到家里后，寒热仍然不退。我像在梦中听到从邻近城市赶来的医生说话：什么治疗方法、吃什么药都无济于事了。说罢，医生就走了。只有我的母亲怀着一线希望，精心地护理我。一天夜晚，我虽然还在发烧，身体十分虚弱，我却从似乎被笼罩在热风吹拂的梦幻般的状态中苏醒过来。我发觉，我的头脑又清醒了。 我躺在日本人房屋里惯常有的那种"塌塌米"上，它直接展开在铺满稻草席子的地板。我的母亲坐我的床头，她已经好几个夜晚没合眼了，她俯视着我。我试图讲话，缓缓地，声音轻得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 "妈妈，我会死吗?" "我不相信你会死。我会为你活着而祷告。" "医生说了，这个孩子多半会死。他治不了我，我都听见了。我相信，我一定会死的。" 我的母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要是你死了，我就再把你生出来一回，你不要担心。" "可是如果我现在死了，那么你再生出来的那个孩子就不是我了，就是另外一个孩子了。" "不，是同一个孩子，"我母亲说，"如果我把你生出来，我就会把你现在所看见和听见的，把你所读过和做过的，统统讲给这个新生的'你'听。由于新生的'你'也讲你现在讲的语言，这两个孩子就是完全一样的。" 我觉得我没有完全地理解她的话。可是我安心地睡着了。从第二天起，我的身体渐渐地康复起来。到了冬天，我又自愿去上学了。 我在教室里学习，而且也到学校的操场上参加棒球游戏活动--一种战后很流行的运动。我还会常常陷入沉思。像我现在这个样子，我莫非就是在那个发烧的病儿死去之后，我母亲再次生出来的那个孩子?我莫非就是这个新生的孩子，接受了那个已经死亡的孩子讲述过的所见所闻、所读和所做的一切，并且这种记忆在其内心就像一种自身经历一直存在着?我莫非接受了这个已经死亡的孩子所使用过的语言，并且如今在用这种语言思维和讲话?这个学校的孩子不全都是那些未能长大成人就已经死去了的孩子们的替身吧?这些孩子的所见所闻、所读、所做的一切是否有人全都给这些替身孩子讲述过了?所能证明的就是，我们大家都讲同样的语言。我们大家上学不都是为了学习这门语言，并使之成为我们自己的语言吗?然而为了接受已经死去的孩子们的语言和经验，我们不仅必须学习日语，而且也必须学习自然科学和数学，甚至还得学习体育运动!如果我只是独自地走进森林，拿那里的树木与我的植物图画册里的树木做比较，那么我就不能代替已经死去的孩子，成为一个新生的孩子，与那个孩子一致的新生孩子。所以我们大家都得上学，一起学习和做游戏。 也许你们觉得我在这里讲述的这个故事有点儿怪。虽然过了很久，我又想起了这件事儿，但是，今天我作为成年人也不能真正理解，我当初在冬季开始时曾确切地理解了的东西。那时我终于康复了，我怀着一种愉快的心情重返学校。不过，我讲述了这段我迄今还从未记述过的往事，我是希望，你们，现在的儿童--新生儿童的你们，也许会正确地理解它。 我记得的另一件事，是我作为成年人的一个经历。我的长子，一个名叫Hikari的男孩，生下来时脑袋畸形。在他的后脑勺上有一个大鼓包，看上去仿佛他有两个脑袋，一大一小。医生为他切除这个鼓包，在手术时，他们尽量避免伤害大脑袋；后来又缝上了伤口。 Hikari很快就长大了，可是到了四五岁他还不会说话。他对各种声音的音高和音色特别敏感，而他所学习的第一种声音不是人的语言，而是鸟儿的各种鸣声。不久，他一听到某种鸟的叫声也就能说出这只鸟的名字来，这只鸟的名字他是从一张鸟叫声的唱片上学来的。7岁时，他比正常孩子晚了一年上学。Hikari上学了，进了一个"特别班"。班上有各种残疾孩子。其中有的孩子整日大声叫喊。有的孩子不能安静地坐着，而是必须不断地来回走动，或碰桌子，或撞翻椅子。每逢我从窗户往里看时，我总是看见Hikari用双手捂住耳朵，僵直着整个身体。 所以，作为成年人的我，又一次向自己提出了曾经在儿时向自己提出过的同样的问题。Hikari为什么必须上学?他熟悉鸟儿的歌声，向他的父母学习鸟儿的名字，这让他感到开心。我们返回我们的村子，生活在林中自己建造的一所小屋里，这岂不是更好吗?我就会在我的植物图画册里查阅树木的名称和特性，Hikari就会听鸟儿歌唱，说出各种鸟儿的名字来。我的妻子就会为我们俩作画、烧饭。这有什么不可行的? 但是Hikari，是他自己解决了我这个成年人的难题。在Hikari进了这个"特别班"一段时间之后，他找到了一个跟他一样憎恨喧闹声音的朋友。从这时起，他们便总是双双坐在教室的一个角落里，手拉着手，忍受着他们周围的喧哗。此外，每逢这位比他自己还体弱的朋友要上厕所时，他总是帮助他。对于在家里事无巨细都依赖父母的Hikari来说，能够帮助他的朋友这真是一件全新的幸事。从此以后，人们才注意到并排坐在距离其他同学稍远些的椅子上倾听收音机里音乐的这两个孩子。 一年以后，Hikari发现，他理解得最好的语言不再是鸟儿的唱声，而是人们演奏出来的音乐。他甚至把他的朋友写的、广播电台播送的、他们最喜欢听的乐曲名字的纸条带回家里；他把这些乐曲的唱片找出来。老师们也注意到了，向来沉默不语的这两个孩子，如今在交谈中竟能说出诸如莫扎特或巴赫这样的词儿来了。 Hikari和他的朋友一道上完了"特别班"课程，在这所特别学校毕业了。在日本，供智障儿童念书的学校以第十二年级学习期满毕业。在毕业典礼的那一天，我们作为家长听到了老师的通知：Hikari和他的同学们从明天起不必上学了。 在随后举行的聚会上，多次听到自明天起不必再来上学消息的Hikari说道："这真奇怪。"他的朋友从心底里回答说："是呀，这真奇怪。"两个人的脸上泛着一丝微笑，表示出惊讶的神情，却透着宁静。 我以这一简短的谈话为由，为Hikari写了一首诗，起初曾在他母亲那儿上过音乐课偶尔自己作曲的Hikari把这首诗谱成了曲子送给了他的朋友。从这首曲子演变而成的《毕业变奏曲》曾经在音乐会上多次被演奏过，获得了许多听众的喜爱。 今天，音乐对于Hikari来说，它已经成为发现自己丰富的内心活动、与别人交流和使自己与社会沟通的最重要的语言。这棵幼芽是在家里种下的，但是只有在学校里它才得以萌发出来。不只是日语，自然科学和数学，还有体育和音乐也是深刻了解自己与别人交流的必不可少的语言。这同样也适用于外语。 我以为，为了学习这些知识，孩子们就必须上学。 大江健三郎(Kenzabur Oe)，1935年1月31日出生。日本文学家，因其全部著作非常优秀，而获得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他住在东京，在全世界当客座教授教课。他的长篇小说《燃烧的绿树》的德文译本于2000年9月由德国费舍尔出版社出版，这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返回
什么是政治?
西蒙·佩雷斯
先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提这个问题：如果政治不起作用，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历史给我们出了一个清楚而严厉的回答：如果什么时候人们不能够就他们的政治目标达成一致共识，那儿什么时候就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他们不是用政治言论而是用武器进行战斗--为了土地，为了金钱和财富，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为了将来谁拥有支配权。如果政治失灵，那么甚至会发生全民族间的冲突，因为他们在一些他们具有不同意见的问题上发生争执：譬如对他们的信仰，或者有关人们将来应该如何生活的观念。人们能够为他们所喜欢的思想牺牲一切，既能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完全能牺牲别人的、挡住他们去路的人的生命--如果没有人居间调解的话。居间调解是政治的最重要的任务，所以它不可以失败。 因为如果调解失败，那么这很快便涉及生与死，涉及战争与和平。由于错误的政治很快便能忽然变成一场灾难，所以我特别想奉行好的政治。此外，我之所以重视这一点，是因为在我的祖国以色列与我们的邻国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埃及以及巴勒斯坦人的关系中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问题：我们奉行了什么样的政治以避免战争?虽然战争只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是一种错误的政治的结果，但是，这样你也许就能更好地理解政治为什么重要：它应该促成建立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使之牢固到足以使有争执的问题也能找到共同的解决办法。这样看来，在私人生活中也可能会有政治。所以在80年前像著名的德国科学家马克斯·韦伯谈及"一个力求驾驭其丈夫的聪明女人的政治"。我们成年人知道，就是一桩婚姻都难以有一种完美的关系。所以人们很容易就能想像，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政治要艰难得多：这是许多国家之间的政治，是几百万不同的人赖以生存的政治。这么多人的各种愿望当然难以协调一致起来。 所以在政治中总有不相同的意见互相碰撞。对于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每一个政治家都会有自己的想法。由于他完全是因为有某种想法才被选举出来任职的。而他的同事们却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所以他们之间一再有政治纷争。如果来自不同国度的政治家相聚在一起，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完全相异，那么情况就会变得特别复杂。不过他们也必须试图取得一个共同的结果。 尽管如此，政治还是常常失灵的，这并不奇怪。尤其是在中东，这里的一切无论怎样都比在你们德国那儿复杂。"为什么?"你会问。因为在这里，在我们居住的地方产生了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且它们在政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可惜宗教就是这 样的：它们几乎不容许任何妥协。每一种宗教都深信，它已经为人类的幸福找到了惟一正确的道路。你们一定要牢牢记住：信仰开始之时，便是理智停止之日。而这在我们这里却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我们在政治上最需要的莫过于理智了。 宗教对政治的影响也有其好的方面，因为如果人们信仰上帝，这就会给他们力量，一种共同进步的力量。但是如果人们认为自己的上帝比所有别的上帝更重要，那么这同样的能量也会产生极可怕的后果。尽管如此，我还是对未来充满希望。我坚信，一个人们不再为 划定边界而进行战争的时代不久将会到来。我有这个希望，因为我想，政治必须这样起作用 --每一个人保持自己的特性，自己的信仰，也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依然与自己的邻 居和睦相处。如果新的千年给予我们的期望从这里能够得到，那么历史将不再像现在经常发 生的那样，不是用血腥的墨水写成，而是用和平条约的绿色墨水写成。为了可以签署尽可能 多的和平条约，我们就需要许多好的政治家。 你会问：什么是一个好的政治家?这么说吧：他应该有教养，但尤其应该有好奇心。他不必是他那一个领域里的专家。譬如为了获得成功，一个司法部长不一定非得是个律师，一个教育部长不一定非得是教师。比这重要得多的是，他善于把聪明的、有才干的同事们组织到自己的工作班子中来。他独自拟定目标，并在最后他自己作出决定，但他不是独自一人进行准备，也不是独自一人执行决定。只有当他与那些给他出主意并为他作准备工作的聪明人合作时，他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政治家，因为政治家们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 我们是全体人民的仆人、代言人、使者，在议会里，在政府里，面对别的民族和国家。我知道，我在描述这种责任时，我在说些什么--我已经在以色列政界工作了五十多年。然而每逢我回顾这段历史时，我总是清楚地知道，这几十年里的政治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从前，权力还握在政治家的手中，今天它由群众自己掌握了。无论如何是握在大众传播媒体的手中了。在这期间，每一个进行政治协商的地方都装有扩音器。政治家们在大的会议厅里会面，并不是直接地交谈，而是用麦克风互相对话，电视摄像机把一切拍摄下来。就这样，渐渐地是由电视和新闻媒体在搞政治了。这样说并不是过甚其词：我们比它们弱，所以需要更多的顾问和专家，以便我们在搞这种政治时能够有发言权。 政治是调解的艺术。我们也必须对整个世界遥远的国家中越来越多的冲突进行调解，我们正当地觉得自己应该过问这些冲突，因为我们不愿意有新的战争。为此人们就需要受过专门训练的、有经验的政治家，譬如像美国人理查德·霍尔勃洛克这样的政治家，他十分成功地调解了波斯尼亚冲突，或者像丹尼斯·洛斯这样的政治家，他也是美国人，他曾长期试图在中东缔结和平。他们艰难地工作就是为了在敌对的双方之间建立起联系。而这敌对的双方互相不说话，却作好了战争的准备。为了在敌对的各民族之间架设起互相理解的桥梁，耐心是必不可少的。我认识霍尔勃洛克和洛斯本人，他们俩恰好都有这种个性：他们很有耐心。 也许几乎没有哪个政治家像这些很有天才的政治调解人这样深切地了解别人，并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虽然我们之中的某些人渐渐地学会了新的政治才干，但是有一点我们却不可以忽略：政治正在渐渐地失去影响力。我们只要看看联合国就知道了。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加入了这个组织。这听起来好听，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因为仔细一看，聚集在联合国里的国家主要是这个世界上的穷国。那么富国的代表呢?他们宁可自己呆在一起，在完全不同的地方聚会，譬如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峰会。 所以谁也不会把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看做是全世界的总统。如果说是什么总统的话，那么他就是这个地球上穷国的、受苦受难的人民的总统，而绝不是富国的总统。可惜情况就是这样。如果说有一样东西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有决定权，那么这便是经济。各大企业集团用它们所作出的决断，规定了世界事务在什么框架内进行。在这方面，连联合国也比不上。 但是，即使政治的影响在消减，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政治。相反，它必须在穷国和富国居间调解；它必须设法使财富得以公正分配；它必须做出努力，总有一天让所有的人都得到同样的机会，实现他们的人生目标。 不过现在再次回到政治冲突的热点上来吧。为了避免严重的流血冲突，政治家们绝不可以放弃其努力，务必力求找到和平解决的途径。我想用巴勒斯坦-以色列争端这个例子来向你们解释这件事：说白了，问题的关键是，两个民族面对的只有一块土地。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争夺同样的一小块土地，这块地方跟你们德国的黑森州一样大。解决这场重大纷争所增加的困难是，两个民族中的每一个民族都有着各自的宗教信仰(一方信犹太教，另一方信伊斯兰教)，他们讲各自的语言(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有着各自的历史。但是两个民族都想使 自己获得同样的东西：独立和安全。 那么我干些什么?我把在这场冲突中找到公正的政治解决办法看做是自己的任务。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让巴勒斯坦人得到百分之百的自由，让犹太人得到百分之百的安全。不完全满足这些愿望，我想，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但是为什么，你们也许会问，为什么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不能干脆就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里?因为这太危险了。你们看看科索沃吧：那儿的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居住在一个国家里，却不能在一起共同生活。他们互相厮杀，他们都想互相统治或驱逐，一直到今天。因为我们的情况跟这很相似，所以对于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来说，还是分开住在两个有固定边界的国家里的好。 最后我还想说明一下，政治家们有多大的差异。在近二百年里有两位重要的人物：一位是法国人拿破仑；一位是印度人甘地。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拿破仑有惊人的统治才能，但是他首先是一名斗士，所以他其实只是在杀人。甘地跟他截然相反。他向世界证明了，人们能够不用暴力来达到重大的政治目标。比较一下这两个人，可以看出他们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原则--拿破仑代表战争和暴力，甘地代表和平。从长远来看，谁会更强烈地影响历史呢?当然是甘地。因为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人们不应该互相屠杀，而是必须能够不使用暴力来解决别人的困难。 所以，甘地这位伟大的和平政治家是我的榜样。如果我的孙儿们问我，他们自己如何才能成为和平政治家，我就会说："永远睁大你们的眼晴。别被你们所看到的痛苦和灾难吓住了。你们必须使自己明了，大多数人都十分喜欢回忆往事：他们向后看，不是向前看。但是只有把目光投向未来，人们才能重新安排和改造世界。当然，你们不应该忘记过去，但是你们要有勇气希望得到点什么，你们可以想像这个世界，你们最希望世界成为什么样子。为此而经受一切艰难困苦也都是值得的。你们要永远忠于你们的理想，不要因失败和挫折而泄气，不要因绝望和恐惧而气馁。你们要永远保持你们自己的童真，而永远像你们的愿望那样伟大。" 最后我会劝我的孙儿们："人们有权梦想，就像他们有权吃和喝。让你们的想像力驰骋起来吧，你们不久就会看到，人们看到、觉察到你们了：'这是一个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人。一个把目光投向未来的人!'" 笔录：纳奥米·布比斯 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1923年8月15日出生。以色列政治家。因其中东政策和基茨夏克·拉宾及亚西尔·阿拉法特共同获得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1997年他建立佩雷斯和平研究所并从此完全献身于在他的祖国以色列的和平进程。2001年3月，他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和副总理。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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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知名专家的评论从好奇心和热情上看，科学家实际上是长大了的孩子。保护和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和对科学的热爱，应该受到家长、学校和社会的重视。在新的世纪里，科学教育无论对个人、民族还是国家来说，都是关系着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感谢三联书店出版《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儿童对话》一书，着应是今年六一儿童节送给孩子的好礼物。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韦钰 一个五岁的男孩看见指南针不停转动，最后总是指向同一个方向。他心中顿时充满惊奇：没有一只手去拨动，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从这个时刻起，他相信事物中一定藏着某种秘密，等待着他去发现。爱因斯坦之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就是从这个时刻开始的。在所有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都会出现这样的时刻：好奇心觉醒了，面对成年人已经习以为常的世界，他们提出了绝大部分成年人没有想到也回答不了的问题。和好奇心一起，还有想象力和理解力，荣誉感和自尊心，心灵的快乐和痛苦，总之，人类精神的一切高贵禀赋也先后觉醒了。假如每个孩子生命中的这个时刻在日后都能延续下去，成为真正的起点，人类会拥有多少托尔斯泰、爱因斯坦、海德格尔啊。当然，这是不可能的，由于心智的惰性、教育的愚昧、功利的驱迫、生活的磨难等原因，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儿童时代的这个时刻仿佛注定只是昙花一现，然后不留痕迹地消失了。但是，趁现在的孩子们正拥有着这个时刻，我们能否帮助他们尽可能多地留住它呢？ 我相信，《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儿童对话》所做的就是这样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不妨说，获奖者们正是一些幸运地留住了那个心智觉醒时刻的人，在那个时刻之后，他们没有停止提问和思考，终于找出了隐藏在事物中的某个或某些重大秘密。让他们来与儿童对话，是一个有趣的构想。对他们自己来说，这是向童年的回归，不管这些大师们所发现的秘密在理论上多么复杂，现在都必须还原成儿童所能提出的原初的、看似简单的问题，仿佛要向那个儿童时代的自己做一个明白的交代。对读这本书的孩子们来说，这是很及时的鼓励，他们也许会发现，那些在成年人世界里备受敬仰的大师离他们却非常近，其实都是一些喜欢想入非非的大孩子。这本书当然未必能指导哪一个孩子在将来获得诺贝尔奖，但它可能会帮助许多孩子获得比诺贝尔奖更加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对提问权利的坚持、对真理的热爱和永不枯竭的求知欲，有了这些东西，他们就能够成长为拥有内在的富有和尊严的真正的人。 --哲学家 周国平 天真的问题，权威的回答。大人和小孩都值得一读。小孩有"天真的问题"，但常常得不到"权威的回答"；大人有"权威的回答"，但常常想不到"天真的问题"。 -- 科学哲学家 吴国盛 儿童提出的问题，其实是最本初的，也是最重大的，是终其一生未必解决得了的问题。例如，为什么活着，为什么要有科学家，为什么树叶是绿的，为什么分成男孩子和女孩子，会不会有第二个我，为什么我忘记一些事情记住了另一些事情，地球能转多久等等。 看来人类的学问就是从儿童时期的发问开始的。 于是一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尝试着回答这些问题。我不认为他们都回答得很好，例如第二个我的问题，似乎就不应该只作为科学问题克隆问题来解释，而应该作为哲学问题即自我意识的问题讨论。但是可以肯定，每个杰出的或某方面杰出的人物都努力给以最好的回答。大人物往往有懈可击：科学家可能偏执，文学家可能放肆乃至神经，道德家可能自相矛盾乃至矫情，政治家可能手段脱离了目标或者效果脱离了动机等。但是他们在回答孩子的提问的时候就像回答上帝的询问一样，他们必须拿出自己的最好的方面，最好的智慧，最好的心情，最健康的态度，最可靠的知识，最完整的人格来。 所以编译一本诺奖获得者答儿童提问的书，实在是别具慧眼，美不胜收，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大致上西方的精英们的最好的一面是什么样的风景。 作家--王蒙 |
编辑推荐：前言阿克塞尔·哈克 有时候我的儿子路易斯会突然出其不意地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譬如最近就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爸爸，你究竟为什么活着?"我煞费苦心地搜寻着恰当的答话，后来我决定提出反问："那么你以为呢，我为什么活着?"他皱起他那5岁的额头，迅速闭上眼睛，苦苦地思索了一会儿，然后他慢吞吞地说："为了早晨送我去幼儿园……为了晚上给我朗读故事……为了给我放洗澡水……为了和我玩……" 一种多么美妙、多么富有诗意的生活呀!我感叹着在心中暗想。假如我没有这小路易斯，假如我不能送他去幼儿园，假如晚上我没有时间给他朗读故事，不给他放洗澡水，不和他玩--我的生活就会毫无意义。"那么你为什么活着呢?"我问他。 "为了玩，"他说。 "嗯，那就让我们玩吧，"我说。于是我们就玩，或者在前厅玩"爸爸是一匹马"，或者踢足球，或者只玩游戏棒--我记不清了。现在这也不重要了。 我想说的就是，第一：儿童总是提出最重大的问题，完全是随随便便提的。哪个成年人会向另一个成年人提出一个像"你究竟为什么活着"这样的问题?严格地讲，这是个最根本的问题。 第二：对这些重大的问题我们往往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怎么会知道，我为什么活着。一早起来连早饭喝咖啡还是喝茶，我都常常不知道。 第三：虽然(或许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回答，随后便发生了某些事情。我们玩。谁知道，假如路易斯没有向我提出这个(或另一个)问题。我们还会不会在一起玩。是这个问题使一些事情得以运转起来。问题是生活的发动机。一个问题被人们提出来并且开始寻找一个答案，仅仅是这个事实就会激起人的幻想。也许我们在一起玩这个事实甚至就是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 也许我们活着就是为了玩。 世界上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谁提出了这第一个问题? 上帝吗?哦，不对，不是上帝。上帝说话都用感叹号：要有光!水中要有一个天空，让这天空把水分开!天空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哦，如此等等。上帝正是这样说话的。 人类吗?啊呀，人很晚才发问。该隐打死了他的弟弟，上帝因此审问他：你的弟弟亚伯在什么地方呢?!这时该隐提出了人类的第一个问题："难道我是专管我弟弟的吗?"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反问。问得很倔强。 不，第一个问题是蛇提出来的，反正我这样认为。 "……它对女人说：上帝说过：'你们不可以吃园里树上的果子!'"《圣经》中在这里虽然缺了个问号，但是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问题：难道上帝真的说了这句话吗? 后果是人人皆知的。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便认识到，他们赤身裸体(这一点他们先前不知道)，他们不得不离开天堂。所以我们的全部苦难起始于蛇提出的一个问题--虽然如此，可是这里的苦难是什么意思?人们真的想整天在天堂里走来走去，连自己赤身裸体都不想知道吗？ 哼!哼!…… 总之，人类从此便不再理解这个世界，就必须提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亲爱的，你正在想什么?外面宇宙中还有人吗?您还有一所无人使用的双铺房间吗?为什么雪是白的? 它根本就是白的还是看上去是白的?或者，用沃迪·阿伦的话来说：死后有生命吗?如果有的话，它们在那里会有能力换给我一张二十芬尼的邮票吗? 大问题，小问题，愚蠢的问题，聪明的问题，傻问题，好问题，简单的问题，艰深的问题--整个生命充满了问题。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没有比和我父亲在一起玩猜首都游戏更美好的事情了，即我父亲说一个国家并且问首都叫什么，或者他说一个首都，并问这是哪个国家的首都。答对一个问题得到一角钱奖赏，真是妙极了。 这种游戏(有更高的奖赏)历来就以扩大和变化了的形式在电视里播放，人们称它为答问游戏。从前的提问者是迈格莱恩、黑尔门斯多尔夫或库伦坎普夫，今天是由君特·尧赫提问。德国人愿意被提问。这种问答游戏总是让人觉得含有一种异常有吸引力的东西：可以提问的权力；知道答案的自豪；看人家心神不定、竭力搜寻答案的乐趣；好奇心；求知欲。 人之所以是人，第一是因为他提问题。而第二则是因为他想回答问题。 大问题、小问题。这本奇妙的书里的问题全都是大问题，这类问题儿童会提，成年人也会提，假如这不会令成年人感到难堪，儿童们会以为有些事成年人也不知道：地球还会转动多久?为什么有战争?为什么印第安人不知道疼痛?为什么我不能光靠吃油炸土豆条维持生命?为什么妈妈和爸爸必须上班?什么是空气? 为了回答这样的大问题，人们最好去问顶尖人物，去问那些必定真正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如果事情涉及大问题，那么谁也不会胜过他们。这自然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因为如果他们不是他们所研究的那个专业的顶尖人物--他们会得诺贝尔奖吗?如果我们不可以向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提出几个问题，那么我们要他们干什么用?在哪一本别的书里，人们既可以读到对固体物理学基础的一目了然的说明，又可以读到人类博爱这一重大问题的一个清晰的答案?然后，人们还能从中简明扼要地了解，树上的叶子究竟为什么是绿的，而不是蓝的或黑白方格纹的? 孩子们随时随地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光躲闪、反问、玩游戏是不够的。孩子们需要有一个答案，他们有权提问，否则，他们就会在某个时候停止发问。而这确实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孩子们不再提问题了。 在《小熊哥》里有一段描写，小熊哥来找猫头鹰，因为它有一个问题；他在猫头鹰的门上看到一个门环，门环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要得到答复就请按铃。" 有一条门铃拉索，拉索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另外写着： "如果不要得到答复就敲门。" 小熊哥读完两张纸条之后，又敲门又拉门环，接着他又拉门铃拉索又敲门，最后它大声叫喊："猫头鹰!我要得到答复!这里是熊在说话!" 那好吧，这本书就是为这样的时刻准备的：这时某人同时敲门和按门铃；这时某人坚持要得到答复，而不希望别人敷衍自己。这是一本供少年儿童阅读的书籍。它也可供成年人阅读--或者供家长与孩子一起阅读。这本书无论如何值得推荐阅读。 因为它就是为此而存在。 对于这些已经提出的问题，目前在全世界大概不会有更好的回答的了。 [看更多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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